白癜风能看好吗 http://pf.39.net/bdfyy/zqbdf/高益槐坐在宾馆打印室内的电脑前面，戴着眼镜的他认真地盯着显示器，正在修改自己要在全国*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期间提交的关于《脚踏实地，发展特色生物经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提案。看到记者到来，他一边挥手，一边急促地说：“麻烦快过来帮帮忙……”
“不好意思，这些年一直用英文输入法打字，对中文输入法不太习惯。麻烦你帮我修改一下。”高益槐的声音有些沙哑。
高益槐对提案要做到字字准确，这或许与他的职业有关。作为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首席科学家，他一直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治学和研究。
“一朵菇”的故事
高益槐说自己很具有传奇色彩。
年，他就被评选为中国50名优秀青年科学家之一，因此，他去海外很多人不理解。多年之后，获得美国爱因斯坦发明奖的他却回到国内发展，更多人表示费解。
他说：“我回国还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还是很强，希望能为家乡做点事。赚钱不是目的，能够济世救人才是根本。”
高益槐出生于福建省古田县农村的一个中医世家，作为当地名医的外祖父将他领进中医的殿堂，中国传统医药的神奇疗效激发了儿时的高益槐巨大的好奇心和探秘心。另一方面，作为7个月就出生的早产儿，身体孱弱的高益槐从小就需要服用很多汤药，在这些神奇药物的救助下，他的身体也日渐健康起来。
祖父的教诲、切身的感受，加上从小所受的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熏陶，让高益槐立下了以“仁”为本治病救人的人生理想。
高中毕业后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17岁的高益槐跟随父母一起“上山下乡”到古田县的乡下，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那段艰苦的日子，虽然在肉体上是痛苦的，但高益槐的心情却无比愉悦。因为这给了他走进山林，接近自然，近距离观察各种中草药，尤其是菌菇类植物的机会。
菌菇一直以来在中华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传说中就有许多关于灵芝（一种重要的菌菇）起死回生的神奇描述。抱着强烈的好奇心，年轻的高益槐在田里劳动时，抽空就到山林中观察各种菌菇。观察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自己着手培育菌菇。
“文革”期间，备战备荒，高益槐就偷偷地躲在防空洞里种白木耳。为了贴补家用，他偷偷卖了些白木耳，赚了些钱，却因此被作为“走资派”挂了牌子，拉上台批斗。对于那段人生经历，高益槐是刻骨铭心的。“要知道那时评价一个青年有没有前途最关键的是在*治上，对我的定义就是‘完了’！”但，即便如此，高益槐仍对菌菇痴迷，他甚至到其它地区偷偷种植、研究菌菇类。
高考制度恢复后，当时的高益槐在菌菇培育和研究方面已经小有成就，也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定位，他以全省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福建省农业大学。对于他这样的高材生，学校也很重视。由于在校成绩优异，高益槐毕业后留校任教。学校的学习和工作让高益槐的理论水平有了巨大的提升，同时学校的生活和待遇在当时来讲也很优越。
但是，高益槐内心一直涌动着一股热潮——他想把自己的技术带到农村，给农民和社会带来效益，同时在实践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留校工作四年后，在所有人的不解和反对声中，他毅然决定停薪留职，回到故乡古田县教育和指导农民种植菌菇。“像我这样情况的人，在当时还真是不好找。”高益槐说自己还是想把产品变成商品直接造福大众。
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高益槐带领古田人民走出了一条科技兴农的道路。他用“一朵菇”撑起了古田43万人民的生机和致富之路，成为专业化、科学化、全民大众化和加工增值的榜样，让福建省古田县成为闻名一时的“中国食用菌之都”。
高益槐的白木耳工程，被古田县委书记评定为当地脱贫致富的明星工程。在教育和指导农民的实践工作中，高益槐写的两篇著名的科技文章被推广至全国，他的名声一夜之间传播到全国各地，并被聘为二十多个省、市、县的高级科技顾问。年，他被福建农业大学破格提升为教授，这一年高益槐又回到福建农业大学教书。
按理说此时的高益槐名声、地位都有了，应该满足了。但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对中草药药效成分的好奇，让他又思考着另外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
重踏征程
中国虽然是中草药的发源地，但是传统中医文化更多的是一种代代相传的经验总结，对于中草药背后的药学原理没有人做过太多研究，而且国内相关研究机构的设备也很落后，这些局限性阻碍了高益槐对于中草药药性原理的深入研究。
另外，从年开始，日本、美国、德国、新西兰等国家的科学院和研究所，都纷纷向高益槐发出邀请。看着这么多国外科研机构的邀请函，高益槐动心了。
经过认真考虑，他选择了位于澳洲大陆的新西兰。“新西兰是一个新兴的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汇聚在这个国度，各种文化和谐共处。而且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讲工作环境也非常宽松，其国内所有大学或者公立研究机构的研究设备、仪器都可以共享，科研信息传播也非常迅速。”这样的环境对于高益槐这样真正想做些科学研究的专家来讲是十分诱人的。
年10月，高益槐应新西兰皇家科学院的邀请，来到了这个相隔万里的岛国，负责主持该国食药用真菌的研究和开发。“当时到国外去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想学一学西方这种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因为我们长期停留在国内，国内的导师给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总觉得跟西方的不一样，西方医学跟中国医学在研究方法上有差异。第二个目的，我想把导师给我的中国式研究方法，与西方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这对我的专业——微生物真菌的研究有益，能够缩短研究的时间。从而，尽快完成我的目标——对持续了几千年的中医药进行改革，使中医药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
刚到异国他乡，新的环境、课题、语言的障碍等诸多问题，无一例外地摆在了他面前。“刚到新西兰的时候是很困难的。语言不通，无法与人交流。而且，科学院的工作人员都是用专业术语交流，这对我来说更难，第一年几乎都是靠翻译。此外，那么多先进仪器放在那里，说明书全是英文，根本看不懂，也就不会操作。”
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高益槐熬过去了。然而，在精神上，西方人对中国来的专家所持的怀疑态度，让高益槐更加坚定了一种信念：一定要搞出点科研成果让西方人知道，中国人能行！
他决定从最基本的标本采集开始，来确立新西兰的菌菇发展方向。到新西兰后的第一年，高益槐就带了一个睡袋，走进了广袤的原始森林，一呆就是三个多月。他要了解新西兰有多少供他研究的资源和原料，这样他才能做深入研究。高益槐为了采集标本，翻山越岭，在湿滑的山林环境中，经常摔伤。从原始森林回去后，他全身都是伤疤。
高益槐的辛苦没有白费。他经过跋山涉水，采集了千余种菌菇标本，并予以鉴定、分类，填补了皇家科学院的许多空白。他让西方人看到中国人“能够搞出一些成果，中国人是有志气的，中国人是不简单的”。
从年到年，高益槐的生活轨迹基本上就是两点一线：家——实验室。这期间，高益槐于年公布其发现的多糖理论，迎来了其科研成就的第一次辉煌，真正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