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顶尖的白癜风专家漫话“高考作文”
“高考”甫罢，便又见有作家大声疾呼：“必须先下大力气打断模式化作文的链条”，“‘两考’（指“中考”、“高考”）正确导向是拯救作文危机的关键”云云。笔者忝列高中语文教师对此不敢苟同，姑且亦漫话几句，以求教大方之家。于“学生作文”的要紧处、关节点，叶圣陶先生曾明确指出过：“要重在讲规矩、重推敲、求谨严。”而非象我们某些作家主张的“作文完全可以率真由性，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甚至建议家长对孩子开展“反课堂式作文训练”。故而教师在指导学生“高考作文”时注意了“中心的明确”、“条理的清楚”、“逐段的演进”与“语言的规范”，应说是题中应有之义，是不可一概以“八股”模式而论的。所说“水很活泼”固可视作佳句，但一律地鼓动学生去写什么“新概念作文”或“反课堂式作文”，在作家先生们信口聊聊庶乎可以，但在教师照做起来恐怕是要反误了学子的前程的。因为学校毕竟不是“文学讲习所”，“语文”亦不完全等同于“文学”。“灵气”固可爱，“匠气”有时亦蛮管用，就看你在什么场合发挥它了。如果说拿做“小说”的眼光与尺度去估衡“高考作文”是求之过甚、责之过严的话，那么以为眼下的“高考作文”是“雷同多、撞车多、佳作少”，是“学生思路狭窄，写作水平低下”的诘难似亦属偏颇之论，有失公允。因为在我看来，考场中发生的一切并非是事情的全部。人所皆知，“考场如战场”。试想：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间里（150分钟），特定的氛围中（壁垒森严），特定的框架下（命题或“话题”），还一味地要求学生去创作什么“短篇小说”，写什么“快乐作文”，岂不是有意为难他们，或将他们推上了险途么？“随意聊聊”，在你是轻松，在学生们呢？故也要为他们说上一句：作家先生，你来试试！事关学子的前程命运，故而临考前我总是再三关照学生：与其盲目地“标新立异”，不如在“稳妥”中求创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机会主义者”，实在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我们谁也不愿在人生的关键一搏时和自己开“国际玩笑”，去充当无谓的“大好佬”！“庸作多，佳作少”固然不值得赞许，但只要那“必需的罪恶”（梁实秋先生以为“考试和选举一样，属于‘必需的罪恶’一类”）仍左右着学子的命运，我们便容得他去“应试八股”里翻筋斗、抄小路了。而事实上古往今来有多少大才子、大文豪不亦折戟科场吗？但这并不影响他日后的事业有成，独步文坛。因为“应试”毕竟不是“应征”，不是什么“想写就写的作文大赛”，我们大可不必对“高考作文”耿耿于怀。需要的倒是“易地以处，平心而度”，多从“考情”出发，多为孩子们的前途着想，毕竟阅卷是有统一标准的。“高考作文”的题目是否对学生的胃口，很大程度上已决定考生的发挥空间，文章优劣，乃至得分高下。1977年笔者参加黑龙江省高考。记得当年初试作文题为《当我填写报考志愿的时候……》。压抑了十年，等待了十年，也期盼了十年，我手写我心，几乎一气呵成。事后监考老师对我说：你的作文就象弹了一曲咏叹调。而复试时的作文题是《当我唱起〈东方红〉……》。怎么说呢？为文造情，感情失真，自然也就味同嚼蜡了。拿今年“高考作文”题而言，“上海卷”试题——“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不会过去”，便颇有海派特色，含蓄而不晦涩，辩证而有深度，大气而有东西可写！但有的试题未免有大而无当之嫌了，譬如某省的《谈中国的发展》。窃以为几乎是一部煌煌巨著的题目，却让一个高中生在区区八百字中去“大做文章、做大文章”，其捉襟见肘状便可想而知。文庶可载“道”，但载什么，如何载，却是大有讲究的，尤在“高考作文”。在“高考作文”中要求考生少用、不用“络热词”，在笔者是深以为然的——以为此举对“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倒是极有导向作用的。不然，长此以往很可能闹出“都都平丈我”（应为“郁郁乎文哉”，五字皆错）一类的笑谈和“撼”比“捍”更显“厚重”的丑闻来。诚然，笔者对“高考作文”作如是观，倒亦并非说我们眼下的“学生作文”已好得无可挑剔，无须“拯救”了，只是以为“拯救”似乎亦得讲点路子，“救”在道上。我的一位同行说：她在指导学生写作时，让他们做两套作文，一套是“应试作文结构与素材训练”，用意在眼前（应试），另一套则是“可用我自由之笔显我自在之趣”的随笔，着眼于未来（成才）。其用心良苦，不言而喻。我闻之亦深有同感，以为这高招、这远见，比起我们某些作家的自说自话，不顾实际的“高论”来，无疑要高明、管用得多！赞
